当然，西塞罗这样使用constitutio一词，或许受到了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公元前377年）的体质学说的影响。

  摘要:  非诉行政执行是我国行政强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制度自《行政诉讼法》规定以来，虽不断发展，但在制度规范和实践操作中均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但是，问题还是存在的。

来源：《行政法学研究》2014年第4期 进入专题： 非诉行政执行 。第88条规定：对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由执行庭负责审查和执行。此处的责成程序实践中也各有不同，有的以规范性文件加以明确，有的就个案作出责成决定，有的表现为内部行政程序，有的同时产生外化效果，有的直接以政府名义催告当事人或者作出带有责成内容的强制执行决定等。此外，裁定书和执行通知书哪个先送达，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2011年1月21日颁行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一律实行司法强拆，即由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从而改变了施行多年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行政强拆与司法强拆并存的局面。

权利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的条件不明。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根据《若干解释》第90条的规定，权利人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只限于法律授权行政机关对平等主体之间作出的裁决。而"我们人民"所确立的，也不再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联邦体制，使得白人可以在一种市场经济内去追逐他们的私人利益。

转型运动不会将这样强有力的武器拱手交给他们的对手，而是会致力于在现存的宪法秩序内实现他们的目标。它的存在是法律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的文化现实，而你不可能只有破但却不立。第一种观念认为，美国民主的独特性就在于"游戏规则"非凡的持续能力。虽然新兴的宪法运动并不尊重既存的修宪规范，但它也无意于摧毁既存制度的整个结构。

这种宪法变革的观念强调制宪权（constituent power）行为的恣意性。在共产党于10月夺权前，此前的临时政府已经安排了制宪会议的选举，由该会议去制定一部新宪法。

新政改革者之成就延续至今的意义，现在要由他们的子孙后辈来加以阐释。但如果它与事实不符，严肃的法律人为什么还要继续去讲述这种每况愈下的故事呢？ 在《我们人民》多卷本中，我将指出，修正主流的职业主义叙事将会带来许多职业好处。因此我们主张，我们在选举和制度上的连续胜利为我们提供了一项来自人民的授命，足以授权新宪法。在各种各样我们所熟悉的立法机构内，我们在一系列艰巨的选举都中中一次又一次地击败了我们的对手。

在这两次变革前都曾有过超过一代人时间的政治骚动，从而为一个决定性变革的年代铺平了道路。正是在这里，美国的法律人让他们的公民同胞一再失望。本书的很多内容就是在描述这些制约的性质。当面对着联邦党人、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傲慢地以人民之名主张高级立法时，帕特里克·亨利、安德鲁·约翰逊和伯顿·惠勒这些人都曾发出这种警告。

这既成的叙述有一种无可比拟的优势。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的革命改革者必须预备着艰难卓绝的长期斗争--而这是一场他们最终很可能会输掉的斗争。

应当看到，现代的宪政论者已经越来越愿意去承认并且思考美国建国的真正革命性。最高法院从一开始就应该用建国之父的意旨为罗斯福政体黄袍加身。

修正：第三条道路？    每当法律人在法庭内起身讲述这些有关建国、重建和新政的耳熟能详故事时，他都是在将现代美国人塑造为迂腐做派的墨守成规者，缺少任何成功的宪法政治的经验。在他们的故事里，1930年代的宪法斗争只不过是因为联邦最高法院一小撮保守派法官所犯下的智识错误。在此之前，保守派所能抱怨的只是改革的实体问题。它还将开发出新的前沿，与历史学者、政治科学家和哲学家进行跨学科的合作。到了1870年，此类问题已经不再有公允争议的空间。根据主流的讲述，在旧法院和新政之间的史诗性战役从一开始就不应发生。

第一个时期就是美国内战后共和党对联邦的重建。这种简单的叙述未能抓住美国历史的独特性。

非常规的活动，如同公民不服从，加强了集体对话的严肃性。如同最初的建国，这两次全面变革也并非在一夜间完成。

当现代法律人在面对废除奴隶制的第十三修正案和承诺平等保护和正当程序的第十四修正案时，他们从来不去思考这些伟大的文本是如何写入宪法的。不服从者接受惩罚，以此象征他们对共同体的深刻承诺。

美国宪法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宪法，因为我们总是保持着对既定之民主立法原则的忠诚，远远超出那些反复无常的异族。第二个时期是在大萧条期间和以后民主党对能动中央政府的正当化。在有关重建和新政的标准职业叙述中，这一观点是为人所遗忘的。尽管他们的高级立法动议与现有的修宪体制存在冲突，改革者还是希望从多数现存机构处获得持续的支持。

这一悖论思想植根于基督教学说内，但现代美国人为了更世俗的目的而对该思想加以创造性转化，这包括了那些将在本书内记录下来的不平常的事件。美国内战的创痛已经被转化为新的宪法意义，塑造了后来人的法律对话。

在这两次转型后，美国政府已经不再是那个由建国者所设计或经验的体制。但是，这并非美国在1780年代、1860年代或1930年代发生的故事。

而美国改革者所特有的策略，也会强化改革者的守法激励。但现在，保守派可将自己装扮为合法性的守护者--将他们的对手描绘成危险的煽动政客，渴望着不受控制的权力，攻击宪法的基本理念。

即便是新政现在蒙上了一层尘埃。这种程序共识观只存在一个问题：它是错误的。诚然，根据现有的程序，我们这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并不能共同构成一项正式的宪法修正案。一种新的进路可以讲清楚现代宪法解释的许多难题。

它还会赋予新的洞见以解决宪法史的解释困境。事实上，改革者们运用旧制度作为其非常规论证的平台，从旧制度内建构起新的高级立法过程： 诚然，我们的行动并没有根据旧有的规则和原则。

不服从者违反了法律，但是他们否认自己是非法之徒。只要改革者打算绕开既定的原则和程序来推动改革，他们就将一件有力的政治武器拱手交给对手。

我们的故事将会挑战有关宪法变革的两种常见观念。如果联邦党人根据这些权威文件进行政治博弈，那么他们的宪法就会被决定性地否决。